17年前SARS肆虐期間的【藍天不設防】芸術行動

 17年前SARS肆虐期間的【天不設防】芸術行動

 17年前SARS肆虐期間由独立策展人:馮博一、舒陽共同策劃的“藍天不設防”芸術行動,可能是迄今国內唯一一場芸術家以芸術方式集体介入,對抗公共疫情災害的大型芸術活動。当時由北京79芸術区、中央美院及社会上近80多位芸術家參與,在北京亦莊開発区空闊的草坪場地挙辦。活動提前從山東濰坊預訂了幾千個V字型風箏,隨機發放並邀請路人一起參與。活動結束後一個星期,將部分現場作品移至798時態空間和東京画廊,継続挙辦同名展覽。

17年前SARS肆虐期間的【蓝天不設防】芸術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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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年前SARS肆虐期間的【蓝天不設防】芸術行動
《我在地面上,藍天不設防》攝影 伊德爾 2003
17年前SARS肆虐期間的【蓝天不設防】芸術行動
“藍天不設防” 芸術行動現場 北京亦莊経済開発区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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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天不設防” 芸術行動現場 北京亦莊経済開発区 2003
17年前SARS肆虐期間的【蓝天不設防】芸術行動
17年前SARS肆虐期間的【蓝天不設防】芸術行動
何成瑤 《藍天·大地》 裝置、行為 材料:醫用紗布等 2003
陳慶慶 《曬肺》 裝置、行為
材料:樹枝、竹子、笤帚苗、麻、幹花等 2003
王衛 《隔離期間》裝置 材料:玻璃、報紙、照片 2003
17年前SARS肆虐期間的【蓝天不設防】芸術行動
呂勝中 《界限》 裝置 材料: 竹竿、白紗布、鐵絲等 2003
17年前SARS肆虐期間的【蓝天不設防】芸術行動
17年前SARS肆虐期間的【蓝天不設防】芸術行動
17年前SARS肆虐期間的【蓝天不設防】芸術行動
白崇民、吳瑋訸 《封存2003》裝置 材料:棉花、臘等 2003
17年前SARS肆虐期間的【蓝天不設防】芸術行動
《關於SARS的地景雕塑》裝置 材料:彩色紙 張小濤 2003
17年前SARS肆虐期間的【蓝天不設防】芸術行動
17年前SARS肆虐期間的【蓝天不設防】芸術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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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年前SARS肆虐期間的【蓝天不設防】芸術行動
17年前SARS肆虐期間的【蓝天不設防】芸術行動
石心寧 《給大地輸液》 裝置 材料:医用輸液架、輸液瓶、植物栄養液等 2003
馬晗 《無題》裝置 材料:30個200×230×150厘米的蚊帳,80根竹竿 2003
17年前SARS肆虐期間的【蓝天不設防】芸術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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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年前SARS肆虐期間的【蓝天不設防】芸術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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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年前SARS肆虐期間的【蓝天不設防】芸術行動
17年前SARS肆虐期間的【蓝天不設防】芸術行動
宋冬 尹秀珍 《民以食為天》 裝置、行為
材料:口罩 筷子 2003
17年前SARS肆虐期間的【蓝天不設防】芸術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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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抖抖灰 —关于非典时期“蓝天不设防”艺术行动的台前幕后

冯博一

策划“蓝天不设防”艺术行动的初衷其实很单纯。2003年5月3日在北京“非典”肆虐最凶的时候,我们应摄影家徐勇之邀来到什刹海后海的中心岛聚会,身临小岛的环境从未感到的是自由与舒畅。聊天自然离不开非典的话题,出于一个公民的良知与责任,当时我们都意识到应该在这一特殊时期的特殊状态积极地做点力所能及的工作。在徐勇的首先创意下,我们都认同并决定发起策划一次艺术活动:以艺术的名义、艺术家的身份和创造力、幽默感,以放飞风筝的方式,消解当时令人无奈、尴尬、恐惧的境遇,表达出我们体验“非典时期”的勇气、信心、智慧和达观。重新唤起人们在灾难面前的生存希望与生活热情。

当代艺术或曰前卫艺术的一个最大特点之一就是与现实的直接性、参与性、互动性的对话的形式,甚至是一种主动干预现实的积极关系。因为我们身在其中,且与大众的生存息息相关,所以它呈现出来的是活跃、冲突、尖锐的状态,从而也往往引起争论、指责、批评。.这种对话,一般往往采用颠覆、破坏、解构、反讽、质疑等等语言方式,其目的是在颠覆的基础上建构某种新的艺术观念和样式的生成。这也是改革开放以来前卫艺术惯常的表现姿态。但我以为这并不意味着排斥积极的、建设性的态度与举动。当然这与所谓的“积极向上的”政治宣喻是绝然不同的两个概念。“非典”是一场自然灾害,尽管造成这一自然灾害的原因和在防治的过程中有着许多人为的并涉及到政治等非自然因素。在灾害已经到临并时刻都存在着被 “萨斯”病毒侵害的危险时刻,我们被迫改变了日常的生活和工作状态,尤其是在人们由于病毒肆虐而内心普遍低迷、恐慌、压抑的时侯,它是超越政治和意识形态之上的东西。

从策展理念来说,作为独立策划人,我一直在探讨前卫艺术与大众之间的关系,实验着在不同的空间和公共领域展示当代艺术作品,期冀并提供不同但有效的方式使受众对前卫艺术的直接接触、判断和接受。那么,在非典疫区的每一个人都以各自的方式经历、感受、体验着“非典”的特殊时期,这是策划一个直接关联到百姓生存的艺术展示活动和积极地介入现实的极好机会,艺术家的作品将会直接触动百姓的感同身受的神经,从而达到当代艺术与大众的互动与普及。同时,作为一次带有建设性的方式,它将在某种程度上消除前一时期某些所谓的理论家出于功利的目的对行为艺术的指责,以及被误导的大众的不理解现象,还行为艺术以正名。因此,我个人以为这次活动本身的意义在于:在有限的时间和空间及经费的条件下,通过这样的活动表明艺术家、策展人在面对自然灾害和有效利用机会的现实中的态度和立场。它是带有社会公益性质的一次艺术行动,既有别于在美术馆、博物馆举办的纯学术性展览,又是一种与政府机构组织的相关活动不同的来自民间的自发力量。在具体选择艺术家和他们提供的方案时,我们更看重的是其良知和体恤的人文关怀,及其以往作品的社会参与性作用。尽管有些是所谓不知名的艺术家,甚至是第一次正式参加展览。在我看来这都无关紧要,我们一再强调这是一次特殊时期的特殊展览,倘若能够达到我们策划的初衷,那也许是一次秉承“艺术为人民“传统教育的有益的尝试,抑或会超越一般的纯艺术展览的影响和对如何介入和干预现实的狭隘理解。

我们的想法在展览前与应邀参展艺术家沟通与交流时,获得了令人欣慰的认同和支持。其实已经有许多艺术家在思考和着手创作针对非典的作品,我们的创意、策划只是及时地给予他们提供了机会与展示的平台。他们通过装置、行为、地景、影像、音乐等多媒介方式,表达出他们的体验、祈盼和诉求。60余位艺术家的50余件作品不是简单地刻意去附会人类目前所面临的非典疫情,而是在积累和体验的基础上,描述了人们面对粹不及防的自然灾难时可能产生的特殊心态和行为,尤其是对这种突发性灾难的深层思考。归纳起来大致有三种类型。

一是人文关怀和祈盼。吕胜中取名为《界限》的作品是制作了9顶帐篷式的隔离区,并将自身的有关暂停、拒绝、隔离等肢体语言的剪影复印在白色的纱布上,在隔离与界限之间探讨人在瘟疫面前的处境和姿态;白崇民和吴玮禾用纱布、棉花、石蜡捆扎的都戴有口罩的类似于木乃伊形象的白色人体,王劲松将铁丝扭曲的人体衬托在蓝色的布面上,表现出人在自然灾难中的羸弱与无奈;黄锐将天安门和北京二锅头突兀地重叠合成,凸显出我们具有的英雄主义气派;熊文韵在展览现场收集垃圾的行为方式,石心宁采取给大地施输植物营养液的荒诞手法,马文根据儿时的记忆为参观的人们准备了脸盆、毛巾、暖壶等现成品,苍鑫的《病从口入》等作品,以提请人们对环保、卫生的关注与自觉;何成瑶用医用纱布包扎艳丽的玫瑰,刘野设计的生动可爱的“白衣天使”风筝,表达出对自然、医务工作者体恤般的关爱;孙宁借用藏族风马旗的风俗样式,请观众系上带有祝福语的口罩;陈羚羊的小鸟、华继明的《中华龙》风筝上写满了对非典的感受和心语;李海兵亲自手绘国旗口罩和放飞鸽子行为、史均的《还》、张念的《远离》、史诗和史玉庆的透明风筝、王菁的《解》、,都祈盼着灾害的远离;杨志超用红笔将受到表彰的非典一线的医护人员的名字写在15个黄色救生圈上,直白地比喻赞扬着医务工作者在非典中的重要作用。

二是强化体验。这种体验主要体现在非典时期的一些典型符号、色彩、关键词以及现场环境的利用上。隋建国、高峰的作品夸张甚至有些戏谑地将口罩与非典的日常生活行为联系在一起,宋永平通过手持喇叭播放非典时期电视、广播报道的录音,并置放在日常生活的缸中,荒谬地引导出真实的现状;徐勇放大了隔离时人的一切欲望被压抑的困境状态;邢俊勤身着军用防化服,腰跨用报纸、口罩等仿制的手榴弹,放飞着亲自设计的迷彩风筝,象征地演示着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陈庆庆用树枝花草编织的两叶“肺”和身裹白布的行为,暴晒消毒于炙热的阳光之下;徐冰用玻璃器皿收集贮存了北京2003年4与29日的空气,提示予我们以历史性的记忆;宋冬和尹秀珍手工缝制了两根用若干个口罩组成的长达12米的筷子形状,自信于人民的决心与力量;王卫制作了一个大玻璃箱,装满非典时期报纸媒体的各种报道,比喻传媒的重要和双刃的作用;王蓬智慧地使用药用玻璃瓶封存的也是有关的报纸,一组不断缩小的纪实照片散放在实物的周边,任凭观众踩踏;崔岫闻为每一位参展艺术家和有关人员强行地测试体温并记录造册;;马树青一筒红色液体浸泡的乳白色塑胶手套,不禁令人想起生存与死亡;陈运泉在木框内无节制地给气球充气、爆破,象征着非典爆发的原因在于人类对自然的无情掠夺;还有王友身的《测试》风筝、伊德尔的《我在地面上,蓝天不设防》的图片、俸正泉的《筝风》、徐春生的《异口同声》、王迈的佑安医院的写生、向小丽和安妮的《穿越非典》等等,通过艺术的方式记录并强化感受这百年不遇的遭遇,以追求艺术自由的方式重获生活自由的信心。

三是幽默,包括黑色幽默。李松松别出心裁地制作了一个永远也无法飞升的铁风筝,朱金石和理论在摇滚的伴奏下无休止地将一只佛手抛上天空,唐城欲将自己也放飞的行为,既隐喻出我们社会现实近乎荒诞的情境,又指涉了人类在自然中罪与罚的报应;王强在脸上将化妆油彩涂抹成口罩的滑稽图样,吴晓军借助流行于庆典的氢气球悬挂标语的波普样式和广告语,幽默地道出我们的心境;张小涛模糊了口罩与胸罩的形象和概念;渠岩设计了一组给老子、释加摩尼、耶稣带口罩的风筝;展望的《艺术病毒》等直接地表示出艺术家智慧、达观心态。以艺术的自由精神对抗“萨斯”带给我们的生存自由的困境。

就是这样一个比较单纯、明确的展览,在实际的策划中却出现了来自我们内部系统的“不合作”和外部社会的干扰,甚至出现了欺世盗名又颇为戏剧化的结果。

所谓内部系统的问题是指我们邀请艺术家是根据他们以往的带有社会意义和现实文化针对性的创作,其语言也是以波普的方式呈现和推广的,比较符合这次展览的策划意图。但有些以此成名的艺术家却以害怕被感染等种种借口拒绝参与,甚至提出担心“参展会影响其作品的严肃性”。我无意指责这些艺术家,参加什么展览是艺术家的自由和权利。我只是诧异地不太理解他们的态度多少有悖于自己的创作观念,多少有失前卫艺术的革命性勇气,多少丧失了一位真正的艺术家的职责与义务。那么我也就由此怀疑其观念和身份的真实性问题,更进一步指涉的是他们是否在以艺术的名义及方式掩盖其现实的功利性目的。其实,无非是这次展览不是一个美术馆、博物馆或某一个外国艺术机构主办的所谓纯学术性的展览,更不是艺术“大腕儿”云集的活动,自以为参与其中将会“跌份儿”,有失其大师的“体面”,从而把前卫艺术的概念庸俗化、功利化。这也是造成有些别有用心的理论家不断指责前卫艺术的一个把柄或口实。近一时期我不断在考虑中国当代艺术的处境已不是上个世纪90年代的来自外部的压抑和限制,而是来自我们内部系统的自甘堕落。形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并不是利益化生活本身对艺术家精神深度的强制性伤害,而是艺术家面对多重利益的纠结与诱导,已越来越无法找回自我坚定的艺术信念和必要的自省能力,忽视了作为一个艺术家对一切扭曲个人立场的世俗利益与物质欲望的必要反抗。换句话说,就是一些艺术家在作品中所批判、揭露、消解的对象恰恰使其在现实生活中所享受的内容,这就在创作逻辑上形成了一种悖论与怪圈。没有自省能力就没有超越意识,也就无法创作出具有某种恒久艺术魅力的优秀之作。

所谓的来自外部社会的干扰更是我们始料不及的。为了使这次以“蓝天不设防”为题目,以“放飞风筝”为方式,以“我们能战胜”为口号的艺术行动得以实施,徐勇找到某出版人,希望联合主办,共同出资。对这一创意和合作方式她口头表示认同、接受,在初期的策划工作和与部分艺术家见面会上她都亲自参与,也提出了一些建议。但在随后紧张而有序的策划时间里,发生了一些戏剧性变化。据说期间在其家里的聚会时,“京城的商界、文化精英们”在了解了徐勇的创意和我们正在策划的情况之后,在饭桌上又“诞生”了一个也是以放飞风筝方式的“中国精神”的宏大命题和“创意”,同时将这一活动也安排在我们事先已确定的5月23日下午,开始在八达岭长城和我们唱对台戏,并发动了大规模的媒体宣传攻势。把一个纯粹的艺术公益活动运作成声势浩大的企业和商业性社会化行为,并想方设法地将我们首先发起策划的具有艺术独立性的行动纳入到以他们为主体的并带有炒作与出名的运作系统之中。面对这种情况,我们断然予以拒绝,并在所有参展艺术家的一致支持下,继续着我们独立的筹备,按计划于5月24日在北京亦庄经济技术开发区南部的露天草坪空场成功地举行了一天的艺术活动,并于6月1日至14日在798时态空间和北京东京艺术工程(798东京画廊)的室内外巡展。客观地说,任何人包括企业家们当然可以在这一时期策划有关抗非典的活动,不过他们不能在“剽窃”徐勇创意和我们的策划之后,并在没有任何合作的事实面前,厚颜无耻地向媒体广泛宣传“蓝天不设防”艺术行动是他们活动的分会场。这种“霸道”的行径,以及对艺术家独立性的亵渎,既违反了“合作”的游戏规则,又太有悖于他们公开宣传的冠冕堂皇地“抗击非典”的说法,其炒作的目的性也就彰然若揭了。正如一位名叫庄庄的记者在一篇题为《制造“中国精神”?》的文章中明确指出的:“如果一个纯粹的艺术活动能迅速策划演变为备受海内外瞩目的充分商业运作的社会活动,这种把一切价值还原为现实使用价值的非凡执行能力,也就是创造物质财富的极度本能应该反映出当下中国切实的“中国精神”。不承认这一点,象拔丝苹果一般拼命在现实中拔出一根形而上的闪亮的丝来,风吹即断,风过无形,难掩人耳目。”

对于这样一个戏剧性插曲,从中我们得出了一些经验教训。在现实的龌龊和社会的复杂性面前,尤其是在与所谓“新贵”和“暴发户”打交道时,时刻警惕并保持一个艺术家或策展人独立、自由的立场和态度显得尤为重要。对于一个真正的艺术家或策展人来说,创作或策划只是对自我恪守的文化立场的一种检视与张杨,是以时刻质疑的方式,融入喧嚣生活之中又退到其后,然后以独特的视角提示、发现来展示自己对现实、历史以及人的生命的独到认知。而不具备文化素质和良知的所谓“商人”,永远是在打着文化艺术的幌子和冠冕堂皇的话语来实现其经济利益最大化的目的。也许这样认为有些幼稚,有些太理想主义,甚至是具有不合时宜的“乌托邦”色彩,现实和由人构成的社会原本就是这样复杂和充满着尔虞我诈。但我始终认定坚守人文关怀的理想主义、不合时宜的“乌托邦”情结,可以转化为从事某种工作的驱动力量。

经过我们的共同努力,“蓝天不设防”艺术行动已经如期举行,并没有因为某些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干扰而使这次行动夭折,更没有损害参展艺术家的精彩作品。至于这次活动本身和艺术作品是否有意义和价值,自有来自各方的正常评说。我们也不屑于与那些“大腕儿”争个子丑寅卯,只是想“抖抖灰”而已。当然,澄清事实,表明态度,避免混淆视听,并提醒有关人士以警觉,也是此文的目的之一。

2003年6月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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